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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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春制作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国徽石膏模型(摄影:张宇光)

该模型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庆春制作,并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

它的到来,与档案中的195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三维石膏模型一起,串联起了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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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清华大学建设系教授高壮制作的国徽石膏模型(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70多年前

第一个国徽设计与清华大学有关

1959年,第一枚国徽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后又多次更换。 2022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实施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维修改造工程。 经过充分讨论,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委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承担国徽维护与修缮设计项目。

历史的时钟追溯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 筹备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研究起草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征集国徽的文章。 所收集的稿件、图案虽然各有特色,但都存在不足,没有一个被采纳。

1949年9月是第一轮专家设计。 分别邀请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组织人力设计国徽。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团队由著名建筑师梁思成领衔,成员包括建筑师林徽因,建筑系教师莫宗江、李宗金、朱长忠、王国玉、胡云景、张国立北平艺专国徽设计团队主要成员有张鼎、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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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应用艺术系国徽设计组张鼎主持国徽图案设计。

1950年6月第二轮专家设计。 中央美术学院张鼎课题组首先提出了天安门图形彩色斜透视国徽方案。 全国政协国徽小组会议“原则批准天安门图形”。 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张鼎和周令钊团队还设计了透视和剪影天安门的两个方案。 清华大学按照周总理的提示,设计了以国旗照亮的天安门为主体的天安门国徽,并最终被选为国徽图案。

国徽主题图像包括:国旗(五角星)、天安门、麦穗、齿轮、丝带。 其中,齿轮、麦穗、丝带等国徽定制,都出现在双方最初的设计方案中,象征着工农联盟。 天安门主题由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团队提出,国旗(五角星)主题首次出现在建筑系林徽因、莫宗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清华大学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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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拿着国徽设计稿进行审议和讨论。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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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团队成员在设计过程中与各种方案、图案合影。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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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国徽方案。 左二是张奚若,左一是朱常忠。 (郑靖康 摄)

1950年6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徽审查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发表了意见,最终选出了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清华设计方案、庄重、典雅。 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徽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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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建设系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国徽图案。

毛泽东主席主持讨论国徽图案

随后,清华大学建筑系雕塑教授高壮承担了将国徽从平面图案转变为三维浮雕模型的任务。 高庄对国徽图案进行了三大优化:丝带由向前改为向后,更加有力、规整; 小麦、稻谷依然丰富,但不杂乱、琐碎。 由两个麦穗和稻穗组成的圆环由不规则形状变为。 圆形改为正圆,更容易模仿,更清晰,更健康。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在徐培震的协助下,经过一个半月的奋战,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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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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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国庆前夕,张鼎(右一)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用品局工作人员将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0年国庆一周年前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用品公司赶制的第一块木雕国徽正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跨越七十多年,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的故事续写新篇章。

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修缮改造计划提上日程后,国徽设计制作的“接力棒”再次交给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庆春承担了新版国徽的精确模型制作和监制任务。 捐赠仪式上,档案馆征集了王庆春制作的新版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石膏模型母版。

在王庆春看来,国徽的设计是清华人共同的骄傲。 “张鼎先生后来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也就是清华美术学院的前身。” 有了前辈的榜样,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王庆春说,他无形中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

新版国徽并非简单复制、等比例缩放

王庆春对绘画、雕塑都很熟悉。 2021年8月,“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以下简称“栋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 王庆春修复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国徽立体稿第一版及其复制品清华大学建筑系1950年彩色立体稿展览期间展出了大学。 所以,当这个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意外。

王庆春复原第一版清华大学建设系国徽(图左中)及复制1950年彩色版清华大学建设系国徽(图右) )在「柱梁展」展出

早在“栋梁展”的筹备过程中,王庆春查阅了目前大部分有关国徽诞生历史的资料。 在开始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模型的制作任务之前,他通过咨询中国建筑学会纪念馆的资深老师,试图进一步了解国徽设计制作的任务。清华大学历史博物馆礼堂,以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老老师们。 前人的设计理念、创作状态,甚至人物性格,以丰富他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在王青春的脑海里,经常出现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在病床边讨论国徽设计稿的场景,他也想象着高壮先生整天在医院里忙着画国徽泥稿。炎热的夏天。 “据说他经常专心做几件我小时候才用过的刀;为了制作国徽的绶带,我去琉璃厂买了一尊北魏佛像,研究表情它的褶皱,包括麦穗的造型,也是参考青铜器的造型语言演变而来的。” 他提到了他的前任。 这种状态被理解为“气氛”。 在这样的氛围下,参与任务的人心里大概都有很大的能量,其中既有艺术创作本身的追求,也有服务国家需要的动力。

在制作模型之前,王庆春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描图工作。 “你可能认为这幅作品是根据墨线图进行简单的复制和缩放,其实不然。” 王庆春对此进一步解释:首先,平面设计图向三维雕塑的转换容易出现问题。 错误; 其次,直接在1950年国徽最终石膏模型的基础上放大立体国徽,需要在起始高度上进行艺术调整,以适应特定地点的需要。 “比如1950年版的国徽立体稿只有33厘米,现在需要制作成80厘米的版本,最终的版本将是5.6米。如果完全复制的话,国徽元素的立体效果不会很强,丝带的起伏不会很明显,麦穗也不够饱满,不能更好地凸显庄严、宏伟等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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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和水稻在不同生产阶段的国徽上的表现

针对这一点,他在新国徽的制作过程中首次将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相融合,对设计细节进行还原和深化。 “就像‘不确定性’是传统雕塑的魅力一样,‘可控性和确定性’是数字雕塑的价值。数控技术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标准精度,而传统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对丰满度和强度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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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工艺手工调整国徽石膏模型细节

修正虚拟颜色模型

最终版本的虚拟国徽模型数据是人民大会堂东门5.6米国徽制作的基础。

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色彩标准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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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进行手工锻造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的新版国徽征集验收会上,经人民管理局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委会联合研究讨论人民政府、全国色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新版国徽虚拟模型数据及利用该数据制作的国徽模型顺利通过验收,进入着色、镀金等工序。

新版国徽在人民大会堂试升

新版国徽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新版国徽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正式悬挂2022年9月14日,人民网。这天,王庆春并未在现场,这让他有些遗憾。 但他转念一想,发现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民大会堂东门的上空每天都会发出明亮的光芒,他立刻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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